在鲁迅的日记里，他一次也没有叫过朱安的名字。他只叫她“傅”。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名字，不是老婆，不是老婆，就这么一个字。他在刻意回避这个名字。这个女人，他甚至羞于告诉别人这是他老婆。

　　 1906年农历六月初七，鲁迅与朱安新婚之夜的第二天。这天早上，周家的仆人王发现了一个有意义的细节。新郎一脸不高兴地从新房下来，脸被靛蓝染成了蓝色。

　　那时候是盛夏，但是不用盖被子。被染成蓝色后只有一种可能。三三三五四的夜里，鲁迅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朱安

　　他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但这是他母亲倡导的婚姻。为了劝他回国结婚，他甚至写信骗他说母亲病重。实在拖不下去了。订婚是在七年前。这一年，朱安28岁。绍兴有句话：养女才二十六。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曾写信给母亲要求取消婚约；母亲的回答是，这个婚是她自己要的，退不回来。鲁迅又给母亲写信，说不退婚可以，姑娘需要把脚收起来上学。

　　新婚之夜，鲁迅意识到两件事并没有完。结婚那天，朱安穿了一双大鞋，塞了很多棉花，假装把脚放开了。结果他下了轿子，鞋子就滑出了轿子。观众震惊了，这是一个不吉利的迹象。“结婚大概不好吧。”

　　可惜是真的。

　　鲁迅的新家

　　脸被印刷术染成蓝色的鲁迅，从第二天就搬到了书房。新婚夫妇需要参观祠堂，但鲁迅不需要。他没有去新房子，而是在他母亲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床。婚后没几天，他就带着弟弟周作人去了日本。对于这段婚姻，他只对好朋友徐守尚说了一句话，颇有名气：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支持。爱情是我不知道的东西。

　　但是，谁会想到关心呢？新娘一个人的三四天是怎么度过的？她流了多少眼泪？这个时候她显然不知道，然后会流更多的眼泪。

　　在离开绍兴去北京之前，朱安留下了这张和家人的合影。

　　在很多旧式婚姻中，中国男人最常采取的措施和鲁迅一样：婚前我听我妈的，婚后你听我的。

　　被迫接受婚姻的年轻人，婚后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对待被毁了的妻子。比如徐志摩让张幼仪堕胎，梁在书房裸奔抗议，鲁迅也不例外。

　　朱安的厨艺被大家称赞为好吃。徐显素曾回忆说：“他们家的绍兴菜还不错。有蛤蜊和蟹黄配酱，泡的很及时。”只有他说：干菜太多了。她不得不每天以鲁迅的残羹剩饭来判断。他吃了更多的那些菜，所以她认为他喜欢，下次再做。那些菜他吃得少，所以她不敢做。

　　当他生病的时候，她在煮粥之前把米磨碎，这样他就可以吃得更多。并托人去稻香村买了他平时爱吃的烂鸡，烂火腿，肉松。“但是她自己不吃这些好菜。”

　　每天，他们只有三次对话。首先，她叫他起床。回答：“哼”。第二，睡觉前，她问北屋过道中间的门关了没有。回答：“关”或者“没有”。第三，求家用。回答：“多少钱？”

　　为了尽可能地省口气，鲁迅甚至找来一个板条箱，把要洗的衣服放在板条箱的盖子上。洗完后，她把它叠在一个板条箱里，放在卧室门外。

　　他冬天不穿棉裤。母亲看见了，让朱安做了一条棉裤。棉裤做好了，我怕他不穿，就趁他上班的时候偷偷放在他那堆衣服里。当他回来看到它时，他把它扔了出去。

　　看着这条扔过来的棉裤，不知道朱安是什么感受？鲁迅对此的回答是：“单身生活永远不能总想着安逸……”

　　更刺痛。

　　不过老卢，后来你明明穿了羊毛背心和毛衣，叉腰站在墙边咧嘴笑。这个时候你是多么的舒服啊！我的皮背心和毛衣都是许广平织的。果然与艰苦朴素无关。只是做衣服的人不一样，仅此而已。

　　谁也不知道鲁迅的冷暴力会在朱安心里造成多大的创伤。

　　其实朱安是没有回头路的。走，你要去哪里？与周作人哥哥闹翻后，鲁迅打算搬出去住。搬家前，他和朱安的对话时间最长。他问朱安要不要回娘家。要不要去周作人那里住？还说如果回娘家，每个月都会寄钱支持她生活。

　　朱安：如果你搬出去，你妈妈迟早会跟你走的。我和我的叔叔婶婶在一起。这是什么？我也不想去我妈家。反正总要有人给你做饭，缝纫，洗衣，扫地。我可以做这些事情。

　　这恐怕是他们说过的最多的话了。那一刻，我在想鲁迅有没有被感动。在这场兄弟间的争斗中，虽然周作人平时很尊敬朱安，一定要叫他“大嫂”，但朱安却无条件地站在了丈夫一边。

　　但是，鲁迅想要的，依然是委婉地提出离婚。他大概觉得这是个机会。但他也意识到她真的无家可归，所以不忍心把她带走。

　　面对鲁迅把她带走的这个信号，朱安误解为“大先生要和我复合”。搬家后，她一大早就赶到鲁迅的房间和他说话。

　　这张照片的捐赠者是朱安的母亲。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将这张在日本神田拍摄的照片赠送给岳母。

　　你得到的当然是沉默。后来鲁迅告诉孙伏园，妻子误会他带她出来，是因为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前对她不好，并为此感到惋惜。

　　孙伏园在回忆文章中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位女士真的不太聪明。

　　在他眼里，在他和他朋友眼里，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聪明的地方。

　　据说他刚从日本回来，在老家绍兴。他说日本有好吃的，她赶紧回复说她也吃过。对鲁迅的母亲说，其实

　　上这个东西，在中国不可能吃到，她根本就是无聊。

　　她哪里是无聊啊，她只是想要假装，和你有那么一点共同话题。

　　他又说，某次家中来客人，她上了茶，又上热乎乎的藕粉。当时是夏天，他颇为窘迫，认为这是不得体的行为，因为客人喝了，要出一身的汗。对比一下胡适的太太给客人上一百个鸡蛋，胡适就特别高兴。

　　他更生气的是她的迷信。在绍兴时，她的房子里曾经发现了一条白蛇。她颇为害怕，于是让小叔子周作人去给她买了辟邪的铜钱。周作人并不相信这些传说，为了安慰大嫂，却依然照做了。她又给远在北京的大先生写信，告诉他这件事。

　　他在日记里，对于这封信只有两个字：“颇谬。”

　　不爱，真的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是，一方坚持的不爱，另一方却始终对此抱有希望。

　　朱安不是没有过呐喊。鲁老太太过生日，开席之前，她穿戴整齐走出来，对亲友下跪，说：“我来周家已经很多年了，大先生不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说罢，她磕了头，回房间去了。

　　这个故事得到了周作人的证实。鲁迅对朋友们说，“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 朱安和婆婆鲁瑞（左）

　　但这时候，她显然没有完全的绝望。因为除了没有爱，鲁迅其实还是颇为照顾她的家人。她的家族破败，很多亲友来找工作，鲁迅都帮忙，也曾经资助过她侄子上学。对此，她是感恩的；也因为如此，又给了她一种幻想，幻想有一天，他能够回心转意，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当院子里开始出现许广平时，她一下子张皇失措。她发现，不苟言笑的大先生会对着那张脸微笑，会拍她的头，会在后院给她剪头发……

　　最终，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一同出发的还有许广平。她连送去火车站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巷子口，陪着婆婆一起，看着丈夫的背影远去。

　　三年后，她从羽太信子那里得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许广平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她唯一的支持者——鲁老太也站到了儿子身边，她说：“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

　　看起来真是皆大欢喜，除了朱安。她彻底崩溃了。她对一个院子的俞芳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这段话，无论看多少次，仍旧令人痛彻心扉。旧时代的女性，背着《女儿经》长大的女性，坚持不肯放脚的女性，最终获得的结局，如此悲切。

　　朱安唯一可以反转的机会，也许就在她待嫁的那七年里，如果她按照鲁迅信中说的进学堂读书，而不是死守着她唯一信奉的“女德”，她或许会得到不一样的人生。

　　可她没有。她只知道“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所以，海婴出生之后，她又转而十分高兴，因为她觉得，鲁迅有后，让她作为妻子的“过错”终于得到了弥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了。

　　天津《大公报》发表了《鲁迅的七条遗嘱》，对后事作了交代，对于朱安，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当人们去北京看望朱安时，这个年近花甲的女人在家中布置了灵堂：全身戴孝，白鞋白袜、白绳挽髻，她亲手做了几样丈夫平时爱吃的绍兴小菜，饭桌上方挂着的是陶元庆画的木炭肖像画，她说，这是大先生最喜欢的。

　　她曾想要去上海奔丧，可是为了照顾哀伤过度的婆婆，最终没能够成行。在婆婆的劝说下，她放弃了所有鲁迅的版权（给了许广平）。许广平许诺会给她一些抚养费，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中途许广平被捕，后来通信中断），这些费用并没有及时到账。

　　▲ 朱安守灵照

　　鲁老太太去世之前，曾经要求周作人要继续供给大嫂生活费，并嘱咐朱安一定要收下。但朱安对此很不情愿，可是物价飞涨，许广平处的救济又中断了，她决定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出售鲁迅的藏书。这一消息被许广平得知后，她立刻给朱安写信：

　　至于你的生活，鲁迅先生死后六七年间，我已经照他生前一样设法维持，从没有一天间断。直至前年春天之后，我因为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又汇兑不便，商店、银行、邮局都不能汇款，熟托的朋友又不在北平，因此一时断了接济。但是并未忘记你，时常向三先生打听。后来说收到你信，知道你近况。我自己托三先生到处设法汇款，也做不到，这真是没奈何的事。鲁迅先生直系亲属没有几人，你年纪又那么大了，我还比较年轻，可以多挨些苦。

　　我愿意自己更苦些，尽可能照顾你，一定设尽方法筹款汇寄。你一个月最省要多少钱才能维持呢？请实在告诉我。虽则我这里生活负担比你重得多：你只自己，我们是二人；你住的是自己房子，我们要租赁；你旁边有作人二叔，他有地位，有财力，也比我们旁边建人三叔清贫自顾不暇好得多。

　　作人二叔以前我接济不及时，他肯接济了。现在我想也可以请求他先借助一下，以后我们再设法筹还。我也已经去信给他了，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做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

　　同时，她委托律师在《申报》上发表声明，“如鲁迅先生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对于这一事件，上海文化界人士去北京劝阻。10月15日，他们到了朱安家里，看见的是汤水一样的稀粥，桌上碟子里，还有几块酱萝卜。朱安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说：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来的人说，周作人每个月只给200元，物价飞涨，自己都顾不上。朱安回答：我不是这意思，你知道，先生生前，从来没有要过老二一分钱……我没有办法才卖书。

　　她始终记得她是大先生的太太，而大先生和二先生是已经绝交的，他不要二先生帮忙。

　　1947年除夕，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朱安觉得，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她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这是她最后的信，近似遗书，而她的希望是“须与大先生合葬”，并且希望由周家的人，即周建人、许广平和海婴来料理后事。

　　她始终践行了，自己“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

　　她把自己所有的财产一一整理好（其实不过就是一些衣料），并且列出赠送名单，平素照顾过她的人，她全部想到了，连那个给她洗衣服的老佣仆，她也留下了自己的一些首饰衣衫。

　　临终前一日，她叮嘱宋琳告诉许广平两件事：灵柩要葬在大先生之旁。

　　最终，她还是失望了。她被埋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破四旧运动中，坟地被彻底破坏。

　　在生命的最后，她全身发肿，连翻身都很困难。对前来看望她的人，她的神志却无比清醒，泪流满面地告诉宋琳，自己梦见了过去的亲人。

　　她梦见了谁呢？大先生？婆婆鲁瑞？娘家人？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她会怎样选择？是在大先生让她回娘家的时候毅然归去？还是听从周树人让她读书和放脚的建议？或像胡适太太一样，选择在婚后积极学习，从自己写信开始，哪怕全是错别字，也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也许，她会梦见那个下午，春暖花开，桃红柳绿。她的亲事被敲定，周家和朱家雇了“顶大的乌篷船”，浩浩荡荡去看戏，场面甚是壮观。她羞红了脸低头弄水，不敢看人。

　　那时候的她还不会知道，保姆长妈妈都被鲁迅怀念一生，可她却永远没能出现在先生的书里。

　　也许从开始，就注定是错的。

　　一如父亲给她起的名字——朱安——他真心实意的希望自己的女儿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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