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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婚姻》,国产家庭剧的进步圈套,作者:阿钟

  2022年开年以来的影视剧市场实在有些冷清,虽然各家视频平台都在推出新作,但真正算得上有人在看、在讨论的恐怕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在《开端》以后,《人世间》实行了台网联播,靠此收获了年代戏坚实的观众群,而另一部台网联播的《我们的婚姻》虽然追不上《人世间》,但也因为切中了“婚姻、全职妈妈、家庭主妇回归职场”这几个题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很多讨论。

  因为剧情需要,《我们的婚姻》只聚焦两个场景——职场和小家庭,并且设置了四个对照组,它在开头就抛出高学历的全职妈妈沈彗星和同校同专业、在投行工作的老公盛江川,前者当全职妈妈六年,从养育小孩到买房、装修、搬家一肩挑,出色地履行了母职,同时她还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对实现自我价值有强烈需求,最初做全职妈妈是她自主选择,现在想要重回职场发挥她“金融系高材生”的价值也是自主选择。

   《我们的婚姻》

  与她形成对比的是投行高管董思佳和她历史系毕业的老公,后者在家做全职爸爸,还有另一位怀孕后顺势离职成为全职妈妈的中产“贵妇”蒋静,以及一位标榜“不婚不育主义”的职场高管黎小田。

  这么多性格迥异、个人追求也完全不同的女性,这部剧只用一个小区、一家公司就塞下了,而且剧情基本也只围绕她们各自的小家庭和职场展开,与更广层面的社会和更大的世界无关。

  从这一点看来,《我们的婚姻》显然是过去“婆媳剧”的延续,这一类剧集最大特点就是以家庭这个小单位为核心讲述跟“家”密切相关的话题,比如夫妻生活、婆媳关系、亲戚关系、邻里关系等等,家庭剧的生活与更外围的世界是绝缘的,只围绕一小撮人讲特定环境下的事情。

  “婆媳剧”流行的2010年代,以海清主演的《媳妇的美好时代》为代表作开启,那一时期各大电视台的黄金时段都能找到“婆媳剧”的身影:《婆婆来了》、《丈母娘来了》、《当婆婆遇上妈》、《婆婆也是妈》、《妯娌的三国时代》、《岳母的幸福生活》......只要观众能想到的关于夫妻双方及两方亲长的往来与冲突几乎都可以在当时的“婆媳剧”里找到。

   《我们的婚姻》

  在“婆媳剧”时代,一切故事都是以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开启的,但接下来的主要剧情却不再讨论“婚姻关系”,而是借此把故事拉到两个大家庭的层面,一般是由夫妻与某方长辈同住组成的大家庭,从而展开在大家庭里生活的一系列冲突。

  在东亚父权制的基础上,结婚多半都是女方离开自己的家庭进入男方的家庭成为被嵌入的外来者,编剧也很喜欢写两个女人的战争——媳妇与婆婆的、婆婆与岳母的,在客观条件和创作偏好的作用下,“婆媳之争”是当时被描绘最多的。

  然而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社会已经变了,过去几十年倡导的“现代化”加速了人口流动、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使“大家庭”模式解体,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是“个体化、原子化”,婚姻仍然要牵扯到两个家庭,但女性不必非要物理性地嵌套入男方的大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婆媳剧”里的生活方式被消解掉了一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方式。

  近几年来的家庭剧变成了以小家庭为战场,从《小欢喜》系列到《我们的婚姻》,这些剧集展现了这一时代的新矛盾:家务、育儿以及工作问题。在社交网络上针对女性相关议题争执不休的情况下,《我们的婚姻》所代表的那种创作方法也愈发明显——编剧被社交网络上的议题反哺,回头写出了一部看起来非常当下的电视剧,在里面输出一些针对此类议题的、观众会截图转发的台词和场景。

  这样做出来的剧,乍一看是在反映当代的生活,但由于没有研析问题,找不到真正症结所在,实际效果是硬伤颇多,此前刚大结局、口碑高开低走的悬疑剧《江照黎明》就是代表之一。

  找准问题,做出来的剧才能说得上是反映了社会生活,是一部好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婚姻》只能算徘徊在及格线。

  这部剧可以说塑造了一个非典型家庭主妇,其充沛的自信心也几乎是爽文大女主式的存在。白百何扮演的沈彗星出身中产、高学历、有强烈的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她几乎是一位“完美母亲”和“完美妻子”,在当全职妈妈的6年里,她不仅与女儿处成了朋友,将女儿教育得乖巧懂事,还负责家庭理财、购房、搬家等等事宜,也把家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更厉害的是,她还能不断提升自我,坚持个人爱好,作为一位喜欢摇滚乐的妈妈,她组了个乐队并担任主唱,这个乐队偶尔还能接到给商场暖场的活。

  可以说,编剧用沈彗星这个角色直接拔高了我们这个社会针对“女性”、“全职妈妈”以及“自我实现”的标准。

   《我们的婚姻》

  作为母亲、妻子,沈彗星亲力亲为、高效全能;更难得的是,作为女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被母职和妻职困扰的情况下,沈彗星却能自始至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要什么、想实现什么,她有崩溃和劳累,但几乎没有迷失的时候,在面对跟她形成对照组的其他家庭和女性时,沈彗星永远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属于真理的那一方。

  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当想出去工作的沈彗星受到丈夫反对,对方以“我挣得比较多、工作正在上升期、孩子需要妈妈、家庭分工最大效益化”这样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求她再做几年全职妈妈时,沈彗星既没有自卑也没有丝毫动摇和自我怀疑,反而是铿锵有力地戳破了男性惯于以各种借口要求妻子牺牲自我照顾小家并且成全其职业成就的自私和虚伪。

  不仅如此,沈彗星在毫无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工作技能拉满,顺便还帮助认为自己“自私、一心只想往上爬、很难搞”的上司董思佳解决酗酒问题,引导她如何在工作时兼顾陪伴小孩;也以自身经验劝秉持“不婚不育”的黎小田生下孩子;甚至还一起鼓励、帮助被丈夫算计只能净身出户的蒋静顺利离婚,开启新生活......

  这种种事件里体现出的沈彗星的优秀、强大已经让《我们的婚姻》远离现实中大部分女性的生活了,更要命的是,在电视剧里,关于“全职妈妈、职场妈妈”困境的解决最终依靠的是几位主角的自我反思:沉迷工作的妈妈向老板拒绝996、只关心自己事业的丈夫决定要多关心妻女、号称“把老公当老板”的全职妈妈离婚后决心自立自强。

   《我们的婚姻》

  电视剧把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归结到每个人的自我反思上,其实也就是把责任、压力和问题一并又推回到了个体身上,认为只要个体做出改变,女性被“母职、妻职”压迫并且在“工作、家庭、自我实现”中挣扎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这已经不是电视剧找不对问题、无法反映现实生活的程度了,而是对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一种“杀人诛心”。《我们的婚姻》已经把焦点放到了婚姻关系、小家庭模式、社会对女性的严苛要求上,却只愿意不痛不痒地提几句相关内容,

  避而不谈“制度性、结构性的不公”才是带给女性压迫的原因

  ,全职妈妈与职场妈妈的困境、女性在照护家庭与自我实现中的挣扎,其根源都是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漠视,是公司制度、社会制度的缺失造成的。

  诚然,作为丈夫的男性的反思对小家庭里的女性处境也许会有所改善,但推及到大范围的职场妈妈、全职主妇的处境,光靠个体的、身边人的反思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的婚姻》可以为剧里几个中产家庭安排皆大欢喜的结局,使他们幸运地解除困境奔向幸福的未来,但这与这部剧在名字、台词、剧情冲突中释放出的想讨论的相关议题完全不是一回事。

  个体的幸运无法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把结构性的问题又推回给个体则是加剧个体痛苦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国产剧的创作团队可能意识不到,当他们在追着社会议题写剧本的时候,自以为的前进其实是倒退,因为当议题出来时,观众就已经针对议题在讨论、在发声了,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一部打着幌子和稀泥的电视剧。

  离开“婆媳剧”的漩涡,离开女性主角跟同为女性的婆婆妈妈斗智斗勇的圈套,原本以为新的20年代的国产剧是我们跟随时代进步的标志,但现在看来,这种进步仍然还是个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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